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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推、拖、拉的方向,并不一定朝向别人,有时候也可以朝向自己。若是一味推给别人,有好处不留给自己,对得起自己吗?当然,有坏处都推给自己,不但自己不愿意,别人也会觉得很稀奇。所以推、拖、拉不一定朝向别人,也不一定朝向自己,而是推给最合理的人。有好处,归于最合理的人;有害处,同样由最合理的人来承担。这种合理的推、拖、拉,才合乎中国人所欢迎的中庸之道,无一事不合理,推、拖、拉到恰到好处,自然大家都喜欢。管理者明定制度,但也明白所有制度都是死的,而人却是活的,必须“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,衡情论理”,然后才加适当的调整,合理解决。这种寓人治于法治的做法,当然是人治大于法治(如图9)。越是强调法治,大家越觉得有“欺世盗名”的嫌疑,因而越觉得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原来意指“法律面前人人不平”而抗议司法不公。我们所看到的,其实不是法治大于人治,便是人治大于法治。我们也不否认,一直到现在为止,西方仍然法治大于人治,而东方则依然人治大于法治。澳门皇冠金沙有一天会恶化,以至无法解决,或者更加花费成本。但是解决也不行,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,势必引起其他的问题,甚至爆发更多、更麻烦的问题,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,岂不悔恨已晚?

澳门皇冠金沙这些合作的概念,看起来十分新颖。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大家庭,不难发现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经验,已经相当丰富。上司所说的,永远都对,有意见很可能被当做叛逆。曹操当年亲征孙权,某日天气晴朗,风平浪静,大宴诸侯于船上。高兴之余,曹操感叹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,扬州判史刘馥劝说:“大军相当之际,将士用命之时,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?”曹操大怒,当场将刘馥刺死。虽然第二天懊悔不已,一条命已经呜呼哀哉。类似的情况,自古迄今,一直未有改变。中国人的道理,必须经过深一层的思虑,才有办法知其所以然。一般人只看表面,便直接下断语,实在十分危险,不但害了自己,而且误导外国人。

由于现代化管理,是由美国所引起,我们先从美国式管理说起。美国式管理,再怎么讲,都脱离不了“我要我成的历程”(如图1)。“我要”代表“目标管理”(MBO,Management By Objectives);“我成”代表“成果管理”(MBR,Management By Result)。由我订立目标,由我去执行,最后拿出成果来。若是成果和目标十分接近,甚至百分之百达成或超越目标,就会受到奖励,否则就要接受惩罚,有时还会被裁换。整个管理历程,充满了“优胜劣汰,适者生存”的进化精神,以“竞争”为手段,拿“数据”作标准,来分出胜负,而判定死活。道家的无为而治,同样重视人人修身,但是人为的制度总是不够完美的,必须加以否定,才能够提升到回归自然之道的境界。第一次在公元前8世纪,那时候周朝的天子向外分封很多诸侯。这些诸侯共同拥戴周朝王室,达成了封建的统一。周公摄政7年,建立了很多美好的制度,使周朝成为当时华夏之光的代表,是有史以来首度繁荣的盛世。澳门皇冠金沙人人守法重纪,是自然的,自发的,也是自动的,这时候不会故意违法或刻意游走于法律边缘,因为自律颇有困难,所以用敬畏天命、以抬头三尺有神明来辅助。

树干和枝叶比较起来,要强壮得多。因为如此,根部才觉得树干十分可靠,信任它去支撑众多的枝叶而不加以怀疑,即使枝叶随风摇动,仍然相当放心。可见干部必须既有能力又表现得十分可靠,老板才会放心。否则老板放不下心,对干部多加干扰,枝叶又怎么能够信赖干部呢?员工能不能信赖干部,事实上和老板是否信任干部,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但是,老板是否信任干部,又和干部本身是不是表现得可靠,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靠得住的干部,老板自然放心,而员工也因而热心、信任,所以干部的修为,乃是上下合作无间的关键所在。现代西方人看见中国科技落后,生活穷苦,便以为中国样样不如西方,应该全盘西化,才能实现现代化。但是回想四五百年以前,中国有一段相当久远的时期,科技领先欧洲。难道中国人首先发明火药,只把它做爆竹,供人玩乐是不对的,而欧洲人把它用来制成杀人的枪弹反而是正确的吗?中国人认为,科技应该用在对人类有利的地方,才能造福人类,不能够用科技来发展对人类有害的武器,伤天害理。到今天为止,这仍然是科技界应该重视的人道精神。有法,便一切依法。若是不合理,大家会服气吗?大家不是希望有一些变通,以求更加合情合理吗?为什么稍有变动,便指责为特权、有法中无法呢?中国人原本的想法,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,为什么不设法避免?一分为二之后,当然可以二合为一。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,只是在分析以后,必须加以综合。中国人重“合”,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,称为“全方位的观点”。

(1)重视发现问题的能力,而不是一味看重解决问题的人。把问题找出来,就应该加以奖励,使大家乐于提问题,而不是专心等待答案,然后表示不满。中国式管理和伦理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一个人的人品,往往是管理有效与否的关键。人的品格是后天修养得来的,并不是天赋或命定的,就算天赋人权是真的,人生而平等,也应该后天养成习惯,以公正却无法公平的心态,来接受“我们凭什么和人家比”的不公平的事实。只要不公平到合理的地步,便是公正。唐朝名相魏征说过:“用一君子,则君子皆进,小人尽退。”国之将亡,则妖孽把持朝政,君子遭受排斥,忠良尽遭谗害,岂有不灭亡的道理?中国人一看来势汹汹,大多数会采取暂时躲避的态度,以观后效。对于有实力的集团,自然另眼看待,给予更多的优惠。若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,或者经不起试探,马上现出虚弱的体质,那就老实不客气,一切依法办理,甚至还要趁机多要求一些。欺善怕恶和避实击虚,似乎是同样的道理。

中国人比较重视“情性”的表现,既不完全理性,也不诉诸感性。“情”是中华文化的瑰宝,意思是“心安的话,就表示合理”。我们习惯于“依据心里好过不好过来判断”,老早摆脱“对就是对,不对便不对”的二分法陷阱,进入“对,有什么用”的层次。必须达到“圆满”的境界,才能够心安理得。组织可以看做一种结构,着重组织成员在工作时的适当配合。组织也可以视为一种状态,包括组织成员分工合作的工作状态,以及协同一致的心理状态。澳门皇冠金沙社会相当一元化的时候,企业的作风稍有不同,也相去不远。社会日趋多元化的时代,企业文化的差异性,越来越大,必须倍加小心,合理地加以调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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